文坛有个毛九班

毛九作家，不忘忧国
略萨说：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也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
当新冠病毒疫情扑面而来时，毛九的作家们以笔墨为武器，参与到抗疫行列之中。平溪慧子为“湖南诗歌”和“湖湘文学毛九作家”等微信平台组稿抗疫作品二百余篇（首），推出一批充满情怀、理性客观和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激励读者们正确防疫，理性面对疫情，不吝笔墨歌颂逆行者，毫不留情揭露不良行为。在抗击新冠病毒行动中，起到了正确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毛九女诗人，张家界市诗歌学会的副秘书长，诗歌学会会刊《诗峰》网刊的编辑欧阳清清，发动诗峰群员和微信好友创作抗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诗歌，共收到全国各地诗友来稿一千二百多首，国内许多大诗人也投稿支持，比如著名诗人乔延凤老师，中国诗歌网“现代诗歌”栏目主任编辑何中俊老师，娄底电视台台长、毛八班班长龙红年等等。现已在《诗峰》平台推出精选抗疫专刊１０期。欧阳清清说：我会把《诗峰》抗疫专刊继续下去，直到疫情彻底退去，作战需要冲锋号，做事需要精神力量，诗歌可以把人心引领到更加美好的境界，健康美好的心灵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美好。“医生医身，诗人医心”，诗人也是战士，众志成城，正必胜邪。
在抗疫期间，面对疫情和医务人员的奉献和付出，王丽君无法释怀，在春节假期用五天五夜的时间创作了８８００字的《白衣战士》，《长沙晚报》整版发表。接下来还撰写了一个在武汉援助的呼吸治疗师的故事《苍穹之下共呼吸》，即将发表于《湖南日报》。下一步打算以医务人员为主体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保卫春天——湖南抗疫工作纪实》，以湖南的抗疫工作折射全国的抗疫工作。
在雷锋家乡望城，毛九作家李伟因疫情虽然宅在家中，但时刻关注着疫情中广大逆行者的战斗，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也让他拿起了手中的笔，歌颂着那些普通平凡的街道社区工作者。他利用遍布长沙城乡的同学关系，用微信进行采访，通过和当事人电话交谈、视频记录现场和实景图片等方式，记录了长沙坡子街社区、望城坡街道竹马塘社区、望城高塘岭街道湘陵社区的抗疫故事，描述了金山桥街道米地亚小区和疫情狭路相逢的惊心场面，抒发了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动人情怀，歌颂了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一人间真理，写成了７０００字的《长沙的早春》和４０００字的《没有时间悲伤的人》。２月１６日，《长沙的早春》发到了中新网、湖南作家网、红网、星辰在线、掌上长沙、丝网、艺术长沙等网络媒体中。
毛九永州女作家杨锦芳，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应有所作为和担当，于是上班之后进行了调研和采访，写下了《关于疫情之下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社情民意》，被全国政协采纳。《“战疫铁娘子”许旭阳的担当》被省政协湘声报采用，《一呼百应，蓝山政协凝心聚力齐战役》等稿子被永州市政协公众号采用。毛九沅陵作家张远文疾书《浮生困——“疫”中备忘录》发表在《湖南散文》杂志，胡勇平的诗歌《别告诉我妈妈》《纪念李文亮》发表在湖南诗歌学会官网，株洲毛九摄影家郑安戈在战疫中逆行，他所拍摄的《株洲加强火车站、汽车站、高铁站防疫》的图片在“红网时刻新闻”播发。他到株洲中心医院拍摄的一组照片《抗疫，影像放射科在行动》在湖南省艺术摄影学会官网发表。毛九作家，《湖南武术》杂志总编范如虹在抗击疫情中，发起湖南武术人文化助力，齐心战“疫”的活动，一些著名的湖南武术人写出一批书法作品，为抗疫前线送去了湖南武术人“大爱无疆，守望相助”的温情。
王天明给处于抗疫前线的儿子王博的家书《别停步，当前行》发表在《湖南日报》，李映红写给白衣天使的女儿《给最美逆行者鞠躬》散文发表在《湘潭日报》，让三湘四水的父母骄傲、泪目。还有坚持在教育岗位上的郑学志、李稔香、李燕子三位高级教师，为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都成了主播。
毛九的作家们，通常在生活与写作的关系处理过程中，因为直面一线的各样普通生活，且又注重心灵世界的丰富和完整，所以，就有了对生活的一种思考，一种超越，形诸作品，则具备了另一种心灵抵达的可能性，即超越了作家自己心灵的精神常态，所思考的一些东西，既有着普通人的关切和欲望，同时又有着比普通人更广泛的关爱、关怀与关切。同学们会经常关心家国大事，更关心人的生存、精神状况的改善。很多情况下，他们不是世俗的“狂欢者”，而是一群具着忧患意识的独立思考者，甚至，与汹涌而来的潮流保持着距离，在理解的基础上保持一种或多或少“抵抗”的态度，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对事物的独立见解，以此，写真诚的文章，做真诚的人。同学们彼此之间，于生活，于写作，多葆有自己的信仰、信念与意志力，墨香字句中融浸着对底层百姓，对世俗中人的关爱与怜悯，对国家命运前途、人类前途的关怀与关注，对生活本质真实的不断寻找与发现。
链接：信用危机中的中国
文 / 纪红建（著名报告文学家，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曾被称为“礼仪之邦”，文明道德素质在当时的世界上被人们称道。信用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道德准则，更是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然而，就在当下信用已经上升为社会对合格成员要求的必备条件时，它似乎离我们远去了。
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或尴尬的背景下，我读到了拥有律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胡勇平先生的“非虚构”文集，或者说自由手稿——《信用战争》。实话说，刚开始我仅仅看了这本书的自序和后记，就立刻认定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不仅是当今法律界、文学界，更是当今社会普遍迫切需要的书。这似乎只是一本结构随意、内容庞杂的自由手稿，但读完全书，我想说的是，作者不仅呈现了一位职业律师的工作常态、独立思考与弥足珍贵的担当精神与勇气，同时也呈现了当下中国不断恶化的社会信用环境，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首先来自胡勇平“介入”与“参与”现实的姿态，来自他敢于直击当下中国可怕的信用危机，更来自他描述的十足的真实，以及饱含人文主义精神的忧虑与思考。
这部作品，虽然作者自命为自由手稿，写作的难度实则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或是纪实文学的创作。它不仅要求作者有深厚而又生动的文学表达，还要求作者具有专业的敏锐的丰富的辨析思维能力。即是说，这部作品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律师手记。可喜可敬的是，胡勇平以一个职业律师的正义与担当，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执着，深入庞杂的现实生活，甚至矛盾和纠结之中，用脚丈量中国，用眼睛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大地，并用思维对自己２０年的从业经历进行认真梳理总结，深思、辨析与反省。记得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说过这样的话：作家就应该为他的时代而写，与时代和大地共呼吸。胡勇平做到了。他将散落在他从业生涯的各个时间段的案例和故事串了起来，精彩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中国律师的魔鬼词典，千年寒暄，制胜者必以礼法，宁可错放三千、不可错判一个，《信用战争》等五辑，看似零乱，但因均紧扣“信用”这个核心，让读者始终感到信用危机对于当下中国和人们生活构成的紧迫感。这不仅需要花大量的工夫，更需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于是，在作者的笔下，不论政府，还是企业，抑或是个人，他们都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裁决，都会面临信用的考量。如胡勇平笔下的湘籍农民工福建漳平杀猪案告诉读者，中国的农民工生存是多么地艰难，不小心面对刑事诉讼时，又是多么地无助与无奈。在这起案件中，明明是当地检疫检验部门个别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而三十多个湘籍农民工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提起诉讼。但最终结果是，为首的农民工被判无期，其他都被判有罪，还每人处罚金３０万元。这么一起荒唐可笑的案件，却通过了一审判决。在这个信用危机的时代，即便是曾经风光无比的官员与企业家也可能会面临因为信用缺失带来的不公。如胡勇平的《军神败局：顾雏军与张庆民命运的异同比较》告诉我们，有些获罪，并不意味着获罪者本身有罪，也不会因为你是官员或是企业家，就可避免获罪。正如胡勇平在文中所写：“警方明知诈骗罪不能成立，所以抓了人后，挖地三尺，寻找张庆民的犯罪事实与证据。”原来顾雏军获罪是因其强硬的个性所致，而张庆民的获罪则完全是地方保护主义炮制出来的……
这一幅幅残酷的信用危机下的中国现实图景，是多么真实！又是多么触目惊心！胡勇平以斗士般的笔触，让读者看到了信用缺失下的中国图景，而这样的图景，在当今中国是何等广泛而普遍。事实上，胡勇平笔下每况愈下的信用危机环境，正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它所映射的，也正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共同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将面临信用考量，信用危机的最终结果，必将是社会的不公正，必将让某些人为此付出惨痛甚至生命的代价。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说假话、考试作弊、买卖假证件、学术造假、偷逃税款、骗取保险等，不一而足。正如胡勇平所说，“无论是三聚氰胺爆出的奶业潜规则，地沟油爆出的餐饮业危机，故宫失窃爆出的国宝资产商业化，还是郭美美炫富导致的慈善信用危机，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良知危机，无一不在警示我们：当下没有比拯救信用、重建秩序更重要的工作了。信用意识并不是一个抽象体，法治精神也不是乌托邦，它只是一种象征。一旦连象征都保护不下去，这样的生活便混沌如沼泽、轻飘像鸿毛，会渐渐滑向一个共同的悲剧。”胡勇平的叙述也在警示着强势群体，不要以为自己身处高位、手握重权，就可以规避信用危机带来的侵袭。他的叙述让我们察觉到了这一逻辑的背反，并不得不思索：当权贵的子孙后代不再身处高位、手握重权时，他们是不是同样会面临因为信用缺失而带来的不公呢？
胡勇平用“战争”来形容当下中国紧迫的信用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他对自己从业２０年来的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结论。信用缺失，社会公平就会失衡。如果企业诚信缺失，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如果政府诚信缺失，严重失信于民的行为，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与声誉，甚至行政地位。比如美国政府近来面临棘手的信用问题，其现有国债已经超过了国家负债的法定上限，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如果不能通过，其行为将会使中国等债权大国的利益受损，甚至引发美国的金融灾难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作者在文中说：“食品安全问题，房屋遭强拆，因言获罪……这些变成了我们活着的人共同的纠结，一旦我们每一个人背后的职业道德、伦理一同被送上祭坛，信用危机就可能转换成国家风险，如果不打赢这场信用战争，就可能将我们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秩序彻底葬送。”他敞开心扉，坦坦荡荡地，对当下社会信用怪象进行探析甚至批判，呈现着法律的考量和温和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把目光投向社会中或个人或企业或政府，去发现、叙述他们命运的异同，去解开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或者被现代性宏大话语有意或无意掩盖了的真相，并由此去思考、寻找、解决当下中国信用危机的前路。而事实上，当下信用危机，不仅仅是对某个人、某些人的考量，而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考量。
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胡勇平不仅仅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写书者，而且是以一个践行者的身份进入案例现场，论证当下中国的信用危机，也呈现着当前律师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当今中国的信用是一场进行中的战争，那么他早就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在他看来，法治是一个民族的最高责任。也正因为此，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公平正义，为了弱势群体，为了道德良知，他总是拍案而起，竭尽所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做着各种努力，即便在病床上，他也会拔掉针头，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赴现场，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一个职业律师的担当精神、英雄气概，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与良知。当然，胡勇平是否真正找到了拯救或是缓解中国信用危机的处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介入现实的姿态，是他探求真相与真理的执着与胆量，是他以理性、公正的立场来呈现中国信用现实的写作方式，以及他对于自己经历的信用细节的描述与评述。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紧握拳头，正在为信用顽强而战的胡勇平。我认为，这正是《信用战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之处。因为它既有真生活，亦有真情、真思、真理，才如此有厚度与分量，才如此充满力量，才如此让人心潮澎湃。
面对危机，在忧虑和思考之外，胡勇平依然表达着一份谨慎的乐观：“我曾这样努力地想，律师的明天一定是有序世界的明天，就像向日葵欣欣向荣，永远追随光明。”其实，他所表达的心声又岂止身为律师的自己，又何尝不是我们普天之下寻常的黎民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