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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像
相框里的女人，是王静美。
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幅画像不知所措，她当然认出那是王静美，她刚刚才以一个飞扬跋扈的小三姿态跟她争锋相对。
我不知道这幅遗像到底是谁送来的，不知道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很显然，等在一旁的快递小哥也被这一幕所吓到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盒子里装着这么怪异的东西。
“你没事吧？”小哥俯下身子，关切地问一脸惶惑的我。
我赶紧把那个盒子捡起来，迅速走了进去，大厅里的争吵依然没有停歇，我却置若未闻，我迅速按下了电梯，走了进去。
到了18楼，我慌忙把那个盒子扔进了电梯旁边的垃圾桶。急匆匆地赶回家，嘭地关上了门。
难道王静美死了？不会吧，早上陈维民打电话并没有说起呀！莫非——陈维民那么决绝地跟自己分手，莫非王静美真的死了？
我心慌意乱起来，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咬着自己涂得鲜红的手指甲，不知道该怎么求证这件事。
不得已，我还是拨通了陈维民的电话。
第一次，电话响了许久，没有人接听。我更紧张了。
第二次，电话响了一阵后，终于接通了。
“还有什么事吗？”陈维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王静美呢？在哪？”我声音有些发抖，但她拼命压制住紧张带来的颤音。
“你还想干什么？”陈维民声音不大，语气却很凝重。
“她在哪？”我什么都不想干，她只想听到他说她安安全全地待在家，“她还活着吗？”
没想到陈维民突然激动起来：“你还想怎么样？非要逼死她才满意？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要逼死她！”我吓了一大跳，“你相信我，我没有——”
“之前的事情我不想在追究了，你好自为之！”
“你还没告诉我王静美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发现得及时，目前没有大碍。”
“那——”我还想问一问快递遗像的事情，可是电话那头陈维民已经挂断了，传来嘟嘟嘟的忙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静美没有死，这让我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虽然从小到大，我都是个别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坏女孩，但杀人放火的事还从来未曾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我找王静美摊牌，无非也就是在陈维民面前找一找存在感，如果能鸠占鹊巢成功上位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也是给陈维民和王静美一个下马威。
我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父母唯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扇耳光、扯头发，都是家常便饭，父母打骂的理由也很随意，吃饭吧唧嘴了，衣服弄脏了，袜子随处乱扔了，被老师告状了。很多时候，只是父母心情不好了，工作失意了，在外面受气了，女儿也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用皮鞋踹，用皮带抽。开始的时候，我会大哭，会求饶，七岁的时候，我就会跪在地上给爸爸妈妈磕头，求他们不要再打了，磕到额头都红了，没想到父母竟然没有心软，反而让我使劲磕，大力磕，一直到最后渗出血丝，这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后来，我就不再求饶了，不再出声了，我知道一出声，就像在父母熊熊燃烧的怒火里再加了一壶油，他们只会抽得更狠更用劲，他们能从抽打女儿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每次父亲揪住我的头发将我扯到地上的时候，我会默默地自己爬起来做回位置上，再扯，再爬起来，我知道，如果我就顺势瘫坐在地上，无非就是向父亲挑衅：你来打呀！你来打呀！我已经提前度过了倔强不认输的阶段，我知道如何尽快地平复这一场场家常便饭一般的战争，我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跟满脸狰狞的父亲抗衡。
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我还有一个弟弟，比自己小两岁，虽然偶尔也会被父母大声呵斥，甚至拉扯几下，但父母始终没有下过狠手。起先我挨打的时候，弟弟周继光会被吓得瑟瑟发抖，甚至还为我求求情，后来，习以为常后，他就在一旁安然自若地做着自己的作业，优哉游哉地看着自己的电视，仿佛身边的一幕不过是电视机里一个司空见惯的镜头一般。
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大学，父母打得少了，态度也有一些好转，常常对我说：小时候，我们打你教育你，是为你好，怕你不听话，你看，要是不严加管教，你现在哪能考上大学呀！
我但笑不语。母亲更是常常把这一行为当做炫耀的资本，用来教育他那些左邻右舍，三亲六戚：小孩子就得打，要舍得下手，不打不成器，小红小时候多倔呀，还不是常常打，一定要打服降，你看现在多听话。
有一次我问母亲：“那你们为什么不打小光呢？”
母亲说：“小光小时候多听话呀，多省心呀！再说了，小光小时候也没少挨打。”
我冷笑了一下。这么多年，我对于父母的态度就是：不怨恨，也不原谅，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父母从未就小时候的事表现出半点歉意，我也从未表现出过分亲昵，打电话、聊天也就是三言两语，既不会过于熟络，也不会十分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