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栖春山

缘分这个字，向来天定，比如十五岁时的我，坐在槐树遮蔽的窗口羡许邻家大姐姐的优美舞姿时，也不曾想过有一日，会成为声名显赫的女明星。
又譬如我第一次见时安砚时，被他那双孤寂淡漠的眼吸引，亦不曾想过有朝一日，会纠葛半生。
2008年的夏天，空前欢闹，年初广州火车站的阴影尚未散去，奥运会前的准备如火如荼地开始，彩色电视机上充斥着汶川灾后重建。
那时人们安居乐业，幸福安康，还不知晓金融危机为何物，亦不知在一年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浪潮正无差别地攻击每一个地球村村民。
那一年的我，正是二十岁的时候，刚步入大学两年，青涩尚未褪去，上学之余，在外接群演和平面模特单子，又赶上我妈车祸住院，时安砚会和我命运交错，也源于这段狼狈又特殊的日子。
当我第四次找到传媒公司，要求他们结算拖欠我两个项目的工资时，负责人一杯水把我从头到脚浇透。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没钱，没钱，连本都没收回来，哪来的闲钱给你发工资！”
社会不会给你时间成长，只会在某一刻狠狠给你一击，让你骨头连着筋脉一同被这段，然后昭告全世界，欢迎你进入社会这个“炼狱”。
我哭的涕泗横流，崩溃地告诉负责人，我妈住院了，需要钱，希望他能高抬贵手帮帮我。
负责人随手一指，“要赚快钱，就去对面卖，一天好几万，别来我这里烦我！”
在脆弱无助的二十岁，我深切明白了眼泪是最无用的示弱武器。
我被负责人推搡着撞出玻璃门，跌倒在台阶上时，一道清润的嗓音从身旁幽幽地传来。
“这么大个人了，欺负小姑娘，臊不臊？”
男人白净的手臂挡着玻璃门才没让我手被门夹住，那双狭长清亮的眼在我身上浅浅掠过，他像是刚结束一场会议，身上沾染着一股工作后颓然的气息，抬脚抵住门，双手插兜极为懒散地看向负责人。
彼时学生气极重的我还不会分辨什么是名牌，也不知道他腰间皮带上的logo要我好几年的学费。
“给钱。”
他只开口说了两个字，裹着浓重的冷意。
负责人像是认识他，头缩地跟乌龟似的，连连道歉。
我一张一张数着好不容易到手的工资，不多，却能让我妈撑过这段时间，我低头，轻轻道了一声“谢谢”。
刺眼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倒把他的脸照的多了几分柔和，我才得空看清他的容貌，标志的五官，深邃地有些偏欧美的长相，不由自主地问了句，“你也是演员吗？”
他似乎是被我的问题逗笑了，唇角轻弯，反问我，“你是演员？”
“不是，我是学导演的，只是出来兼职。”
“这样啊......”他摸了一根烟点上，猩红的烟头随风一点一点向指尖聚拢，他说：“这家传媒公司快倒闭了，下次兼职的时候多做做背调，别再被骗。”
二十岁时的惊鸿一瞥，他就像是救世主一样忽然光临我的世界，那时候的人生太简单，简单到忽略了爱情，学业和柴米油盐的生活耗费了大半的精力，后来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时安砚一直在展现在他的与众不同。
可惜当时的我单纯到冒泡，天真地以为人只分为有钱人和穷人，等我真正明白阶层的桎梏时，已经和他纠缠了数年。
可当时的我，正是最心高气傲、视尊尊教诲为毒药的年纪，我坚定地认为，会和他有以后。
至于后来，跌的头破血流，不得已被迫跪在长阶前，三步一叩首，妄求神明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