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刚刷过。
我交了一千四百块钱。押一付三，签了合同。
合同上写的名字：林敏。
押金收据夹在通讯录里，贴在我肋骨旁边。
赵国强的鼾声在黑暗里起伏着，均匀，沉闷，像一台老旧的机器。
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闭上了眼睛。
明天是大年三十。
后天是大年初一。
刘芬大年初五开张。
而我，初三就要去广州了。
年三十那天早上，婆婆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
五点半我听见她在厨房剁肉馅，案板响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我起来帮忙，她说不用你弄，你歇着。
语气跟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那种客气里头带着点指使的味道没有了。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小心翼翼的东西。
像是做了亏心事的人对被亏的那个人说话的腔调。
但也只有一点。
还不够让她真正把愧疚说出口。
差得远呢。
我坐在客厅里帮儿子穿新衣服。红色的棉袄，我上个月去广州进货的时候顺手给他带的，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用那个店的名义去进货。
妈妈我好看吗？
好看。最好看了。
儿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
中午吃年饭。
一桌子菜，鸡鸭鱼肉都有。婆婆炒了八个菜，公喝了二两酒，赵国强也喝了。
他端着杯子跟**碰了一下，说：爸，明年肯定比今年好。
公嗯了一声，没问好在哪儿。
他不知道店过户了。
或者知道了，不说。
这个家里的男人都是这样，事情做完了他们才出现，出现了也就是嗯一声。
下午我说出去走。
赵国强在看电视，头都没转：别走远。
我出了门，拐到东风路上。
街上冷清，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只有几家杂货店还亮着灯做最后一点生意。
我走到一百一十一号门前。
卷帘门拉着，红纸条被我揭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边上那扇小门，闪身进去。
五十平的门面空荡荡的。
白墙，水泥地面，几根**的电线从天花板垂下来。后面的仓库里堆着上个租客留下的几个空纸箱，落了一层灰。
我站在空荡荡的店里中间位置，慢慢转了一圈。
阳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透进来，一道窄的光打在水泥地上。
灰尘在光柱里飘。
我蹲下来，手掌按在水泥地上。
凉的，硬的，粗糙的。
跟八年前我第一次租下那个三平米小门面时摸到的地面一模一样。
那年我二十三岁，兜里揣着三百块钱和一肚子从广州带回来的经验。
今年我三十一岁，兜里揣着一本通讯录和一把新钥匙。
从头再来，而已。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从门面走出来，锁好门，回头看了一眼对面。
一百一十二号，敏姐时装。
招牌上那根老闪的灯管今天没亮，关门了。
但隔着玻璃门能看见里面的货架，衣服一排挂着，花绿绿的，像一面墙。
那是我七年的心血。
每一件衣服我都摸过、看过、定过价，知道它进价多少、能卖多少、哪个季节**合适。
现在它们跟我没关系了。
但那些衣服能挂在那儿，不是因为有个货架。是因为有人去广州把它们一件一件挑回来。
挑的人走了。
货架还在，但下一批货从哪儿来？
我嘴角动了一下。
很轻的弧度，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转身走了。
回到家赵国强在教儿子放摔炮。
院子里噼里啪啦响，儿子兴奋地尖叫。
婆婆在门口端着一碗汤圆，喊他们进来吃。
一幅团圆圆过大年的画面。
我走进去，接过婆婆手里的碗，说：妈，我来端。
她看了我一眼，没拦。
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围在电视前面看晚会。
儿子靠着我睡着了，赵国强嗑着瓜子跟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婆婆在旁边织毛衣，针线在手里翻飞。
十点半的时候，赵国强的传呼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号码，起身去阳台回了个电话。
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
谁啊？婆婆问。同事，拜年的。赵国强把传呼机揣回口袋，坐下来继续嗑瓜子。
我没抬头。
传呼机屏幕亮的那一下我看见了号码。
那个号码我认识。
刘芬她姐家的座机。
除夕夜十点半，刘芬通过她姐家电话呼他。
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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