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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离出租屋的第十天，我用第一笔预支工资租了间小公寓。
房子只有四十平，却有朝南的窗。
许悦送来绿植，同事送来彩色马克杯，我在窗台摆了三个盲盒，没登记数量。
夜里关灯时，我仍会下意识看向玄关。
过去周京泽晚归，我总给他留一盏壁灯。
现在壁灯亮着，门外不会传来他的钥匙声。
我拿起手机，点开他的聊天框。
上一次对话停在那篇《断舍离与情绪稳定》。
我指尖悬了几秒，最终把手机倒扣在桌上。
月底，公司接到一个人文社区项目的顾问委托。
主设计方提交的方案大面积使用灰白材料，公共休息区没有儿童活动设施，长椅之间的距离精确得像复制粘贴。
业主代表当场退回。
“我们要的是社区，不是展示柜，请顾问团队参与重做。”
会后，我才知道主设计方来自周京泽所在的公司。
是他得知我入职顾问团队后，主动向业主申请接下这个烂摊子的。
三天后，他带团队来工作室谈合作。
推门的一刻，他站在入口没有动。
我的工位旁堆着材料样本，墙上贴满手绘便签，桌角放着一排造型各异的盲盒。
绿萝藤蔓垂到椅背，咖啡机正发出咕噜声。
周京泽视线落到那只抱画板的小人上。
它和被他扔掉的那对盲盒不是同一款。
“过道太窄。”他说。
“够一米二，符合通行标准。”
我把会议资料放到桌上。
他坐下后，习惯性将我散开的笔排齐。
排到第三支，我伸手压住笔盒。
“这里不需要统一方向。”
他的手停了停，收了回去。
“业主只是不理解极简方案，你知道我的设计逻辑，我们配合起来效率最高。”
“我来判断方案，不负责替你向业主解释。”我淡淡回道。
“你以前说过，减少无效装饰，空间才能……”
“以前我也以为少一点东西，就能多一点未来。”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他翻开资料，将一份修改方案推到我面前。
儿童阅读区被补上了，座椅也换成木质。
但附加条件写着：为控制视觉噪音，活动物品须每日清空。
他做了让步，却仍然容不下生活留下痕迹。
“这一版不能通过。”
“哪里不合理？”
“社区里的孩子第二天还要继续拼积木，老人会把没织完的毛衣留在椅背，空间不是每晚归零的数据表。”
周京泽看了我几秒。
“你现在否定方案，是专业判断，还是因为我？”
我合上文件。
“业主退回你的方案时，我还没见到它。”
会议结束，他最后一个离开。
走到我的工位旁，他拿起那只画板盲盒，又轻轻放回原位。
“你以前那只，我找过。”
“找它做什么？”
“买回来。”
“然后呢？”
他没有答。
我把盲盒移回窗台。
“周先生，下次会议请带能让人生活的方案。”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否决他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