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案情分析会在永安分局刑侦队办公室开的。
房间不大，一张长方桌，坐了一圈人。老吴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夹着根烟。陈央坐在他旁边，笔记本摊开。
对面坐着技术科的马德胜和孙志高，马德胜边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法医，姓方，说话干脆利落。桌子那头是刑侦队队长赵大勇，四十多岁，脸膛方正，不爱笑看着就挺严肃。
分局局长邵锋坐在最里面，面前放着个搪瓷茶杯，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桌子上轻轻敲。
“技术那边先说一下吧。”赵大勇点了名，口音厚实，“有啥子发现都倒出来。”
马德胜翻开笔记本：“现场烟头总共十二枚，其中十一枚是牡丹，一枚是红双喜呀。牡丹烟头分布在床头柜和床上，红双喜在床脚位置的地面上。”
马德胜翻开笔记本：“两个玻璃杯，一样大，都在水池边的搪瓷盆里倒扣着。杯子用洗洁精洗过，很干净，没有残留物。”
他翻了一页。
“毒物检测做过了，杯壁上没有检出有毒物质。”
老吴问：“能判断之前装过什么吗？”
马德胜摇了摇头：“洗得太干净了，判断不了。”
“指纹呢？”
“两个杯子上都提取到了完整的指纹，比对下来是同一个人的，但不是死者的。死者本人的指纹，两个杯子上都没有。”
老吴眉头皱了一下：“杯子洗过，指纹倒是留得蛮清楚。”
“是呀。”马德胜说，“洗是洗过的，但洗完之后有人用手拿过放回去，所以指纹留下了。死者的指纹被完全洗掉了。”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也就是说，”赵大勇说，“有一个人来过，用过两个杯子，把杯子洗了，又放回去了。杯子里装过什么，现在查不出来。”
“对。”马德胜说。
方法医接话，语速很快：“尸检结果，死者体内检出毒物了，来源初步判断是吸入。肺组织里有明显沉积，呼吸道黏膜有灼伤痕迹。身上没有外伤，没有挣扎痕迹——死亡时间大概在周日的后半夜到周一凌晨。”
“也就是说，周日晚上见过他的人，都***的咯。”老吴说。
“死者周一白天没上班，下午被发现。死亡发生在周日夜里。”赵大勇把烟捻灭“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谁呀？”
陈央翻了一页笔录：“走访下来，是技术科一个同事，叫刘建国。邻居说周日晚上听见有人来过，大概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呀。我们问了刘建国，他承认了，说是去探望。”
“啥子关系？”赵大勇问。
“同事。都在永安电机厂技术科。刘建国四十二岁，大专学历，虹江厂调过来的，在永安厂干了七年，厂里分了房子。平时深居简出，不太跟人来往额。死者的同事说，两个人关系还行，但也没好到天天往来的程度。”
“‘还行’是啥子意思嘛？”邵锋开口了“具体说说。”
陈央犹豫了一下：“就是……都说不太清楚呀。他们科长原话是‘他们好像挺聊得来的，但具体我也不了解’。”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
老吴看了陈央一眼：“小陈，侬啥感觉啦？”
陈央没想到会被点名，顿了一下，说：“我觉得那个红双喜的烟头很关键的。死者抽牡丹，刘建国抽的是大前门。”
“下午传唤他的时候问过，他随身带的烟也确实是大前门。”
赵大勇翻了翻手里的材料，忽然问了一句：“死者宋志远，平时抽牡丹？”
“他一个月工资多少？”
“档案上写的是七十三块五。加上补贴，大概八十出头。”陈央翻了翻本子。
赵大勇没再说话，但表情看得出来——一个八十来块钱工资的人，每天抽五毛钱一包的烟，不是抽不起，但有点撑。
“查过他的经济来源吗？”邵锋问。
“粗粗问过。”老吴说，“厂里说他没有什么副业，也没听说他赌钱。单身，一个人花销不大，可能就是舍得在烟上花钱。”
邵锋“嗯”了一声，没再追问。
在那个年代，查经济来源基本靠翻账本和问熟人。宋志远用现金，没有账本，熟人说他“没什么副业”，这条线暂时也就走到这儿了。
但陈央在笔记本上多写了一行字：牡丹烟，工资八十出头，查经济来源。
桌上摊开的三张烟标照片：牡丹、红双喜、大前门。
“三种烟，三个牌子。”老吴说，“客人带的不是红双喜，死者抽的不是红双喜，但现场出现了一根红双喜——哪能回事体啦？”
“可能是客人专门带了一根红双喜来，只给死者。”陈央说。
所有人都看向她。
陈央顿了顿，接着说：“如果他是专门来**的，那他带的那根香烟，就不会是他平时抽的牌子。”
“他到了之后，把这根烟散给死者。死者抽了，没当场死。他不能把烟头从死者手里抢走地上捡走，那太明显了。所以他只能走，让烟头留在现场。”
“他赌或者说笃定——这根烟的来源，我们查不到。”
会议桌上一阵沉默。
赵大勇翻了一页笔录：“走访那边呢？还查到了什么没有？”
“查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孙志高应了一声，翻开手里的本子，“我们问了隔壁邻居，502的老**。她说周日晚上八点半左右，听见有人敲宋志远的门，开了门进去，待了一个多小时，九点多快十点走的。男的，说话声音不高，没听清说什么。”
“老**认识这个人吗？”赵大勇问。
“不认识。但楼下传达室的老头儿认出来了——说是永安电机厂技术科的，姓刘，叫刘建国，来过好几回了，都在晚上。”
老吴抬了抬眉毛：“都在晚上？”
“对，老头儿说的。来了好几回，没有白天来的，都是晚上七八点钟。老头儿还特意提了一句，说这个人‘蛮老实的，穿工装，戴眼镜，就是不太爱说话’。”
赵大勇在本子上记了一笔：“传唤了吗？”
“下午传了一次，简单问了几句。”孙志高翻了翻笔录，“刘建国承认周日晚上去过宋志远家。说是听说宋志远感冒了，去看看他。待了一个多小时，喝了杯麦乳精，聊了会儿天就走了。杯子是他洗的，说是顺手帮病人收拾一下。抽烟的事他也承认了，说自己抽大前门，死者抽牡丹，死者抽了一根，他没注意是什么牌子。走的时候宋志远还好好的，跟他道了别。”
“问得这么顺？”老吴说。
“是太顺了。”孙志高说，“问他几点到的，他说八点半左右，具体没看；问他几点走的，九点多快十点；问他聊了什么，他说随便聊聊，问吃药了没有，说吃了，就让他早点休息。每一个问题都答得上来了，没有犹豫，没有矛盾。”
陈央坐在边上听着，脑子里转的是另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答得上来了，没有犹豫。
这不像是临时想出来的。
像是提前准备好的。
老吴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这个人，太干净了呀。每一个细节都能解释，每一种证据都能对上。要么他是清白的，要么他提前把所有问题都想过一遍咯。”
邵锋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放下：
“明天再传他一次。这次，正式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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