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除夕，大伯在饭桌上接了个电话。

对方说是村委会的，说河堤上有条裂缝要他去看一眼，他是防汛员。

他穿上雨靴出了门，年夜饭的碗筷等到凉透也没等回来。

九年后，上游水库清淤，工人在废弃的泵站地下管道里发现了一间密室。

水泥地面上有拖拽的血痕，墙角锁着一副脚铐。

脚铐旁边是一具已经风干的**，穿着那双黑色雨靴。

他右手的指骨全部磨平，墙面上留着深浅不一的抓痕，从地面一直延伸到两米高。

法医推断，他至少活了两年。

堂哥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外地打工，连夜开车回来，在高速上撞了隔离带。

人救回来了，腰椎粉碎性骨折，再没站起来过。

大伯母伺候了堂哥三年，某天早上倒在灶台前，脑溢血，没来得及送医。

我蹲在大伯母的灵堂里，盯着遗像上她还年轻的脸，想那个除夕夜的电话。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村委会的记录**本没有。

头一阵眩晕，我闻到了鞭炮和饺子馅的味道。

堂屋里，一桌子菜冒着热气，春晚还没开始。

大伯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推开椅子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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