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账本还给我，说我并非看不见风险，只是不肯承认第一批不能证明第二批。我坚持第一批至少证明自己会做。他纠正：第一批只能证明那一次做对了。人和生意都有运气，做对一次是一件事，认定以后都会对，是另一件事。
我拿回账本，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哥哥来仓库帮我搬货。
我们从最里面翻出一包酒红外套，编织袋底部有一点湿。最下面两件沾了水汽，布面留下深浅不一的印。我急着用电炉烘，哥哥拦住，说温度太高会变形。他把衣服带回家，和嫂子一起用毛巾吸水，再挂在通风处。
第二天印子淡了，仍能看见。我把它们单独放在次品堆，按成本以下处理。两件衣服只湿了一夜，价格便少掉近一半。仓库里其他货明明干着，我却第一次清楚感到，它们也在一点点失去价钱，只是没有水印那么明显。
仓库潮气重，塑料布下面有水珠。我们拆开最靠墙的两包，检查有没有受潮。几件浅色针织出现一点霉味，幸好没有斑。我把衣服拿回家晾，嫂子在阳台挂了一排，邻居看见，问是不是开服装店。
母亲说阿乐在做**，语气仍有骄傲。
哥哥没有当着母亲问。回仓库以后，他才劝我卖掉一部分。他没见老邱，也不知道前面的谈话，只看见仓库已经放不下。我仍说天气更冷便会走货，他提醒冷天已经到了；我又把希望推到真正的严冬。哥哥站在编织袋之间叹气，说我总能再找出一个以后。
我被这句话激怒，说他什么都不懂，厂里零件今年卖不掉，明年照样能用；衣服有季节，当然要等最合适的时候。他问既然有季节，为什么还觉得它能一直等。
我答不上来，转身整理货。
仓库灯泡很暗。墨绿外套一件件叠在包里，毛领被压得失去蓬松。我拿出最上面一件抖开，发现肩头有一道浅浅的折痕。用手抹平后，过一会儿又显出来。
衣服没有破，也没有脏。
我把它套到自己身上，对着仓库里一块裂边的镜子看。女式衣服肩窄，我扣不上，却仍能看出款式已经没有最初那种锋利。镜子里的人也显得可笑，像在强迫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证明它仍然好。
可它已经不像我在广州样衣间第一次看见时那样新。不是布料真的老了多少，而是我看过它太多次，市场里也出现了太多相似的东西。一个款式被人反复谈论、比较、压价以后，会比穿在身上更快地陈旧。
那晚我独自留到很晚，把每一包的数量重新记了一遍。
墨绿外套还剩九十七件，酒红长外套四十一件，灰咖棉服十几件，另有一些散码。若现在降价，前面赚的钱会吐回去大半；若继续等，仓库费、摊位费和市场价格还会往下走。
我在本上写了两个方案。
写完后，我又列第三个：去义乌或外地找新的销路。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去过义乌，只听人说那里小商品和服装都能走全国。只要换一个市场，**不喜欢的颜色也许会有人要。
第一行：立即清货。
第二行：再等十五天。
我盯着那两行字，最后把第一行划掉。
“再等十五天。”我在第二行后面补上日期。写完那几个数字，心里立刻松了一点，好像货不是卖不掉，只是轮到它的日子还没来。父亲当年叫我马上处理掺铝电线，我嫌他太急；到这时，我才知道把损失往后推一推有多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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