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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那年,我非要顾言开车带我去看雪。
车翻下山崖,他为了护我双腿截瘫。
为了赎罪,我撕毁了顶级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搬进地下室伺候了他整整六年。
每天打三份工,只睡四个小时。
为了凑齐每月一万三千八百块的进口神经药,我瞒着他签下了高危试药协议。
六年,我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八块钱的面条不敢加煎蛋。
直到试药并发症恶化,我大口呕着黑血瘫倒在水泥地上。
我把攒了六年的存折塞进轮椅夹层,六十七万四千块,够他请护工活很久。
我说顾言,我可能要先走一步了,你好好的。
轮椅上的顾言低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站了起来。
他笔挺地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掸了掸西装上的灰。
门外涌进扛着摄像机的团队,还有顾言名震京圈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