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来照片，她穿着深色外套，手里拿一大摞材料，坐在会议室最靠门的位置。

我没有放大。

我认识的苏雅本来就会谈业务。最早那两年，三伏天去厂里，她汗流到衣领，也能跟客户把需求一项项问完。

我爱过的不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正因为她会，后来才更清楚，她知道该把谁当合作方，该把谁当作可以省略的那个人。

春天，公司提出重组，保留部分业务和人员，另有一部分进入清算。

员工工资、客户预付款和股东权益按顺序处理。那30%没有把苏雅一夜变成负债一生的人，但也没有再给她带来随时可用的保障。

周明浩收到正式调查通知，具体责任还在核实。

他给我发过一次消息，问能否出面说技术争议都是误会。

我回复，具体事实已经交清，该怎么判断，按材料办。

他很久没回，随后问，我是不是一直等着今天。

我看着桌上的新项目排期，把手机放到一旁。

我有过愤怒，也有过想看他失去车钥匙的念头。

但我如果一直等着他们如何倒下，便仍然把自己的下一天，放在他们的公司里。

夏天，研究院通过了独立实验室的预算。

负责人把一份激励协议递给我，让我拿回去看，有问题直接标。

里面列着实际条件、归属期和退出方式，也列明我的个人专利与团队后续共同发明如何区分。

我没有因为对方说信任，就直接签字。

我请专业人士看过，跟法务确认了几项，再在约好的时间签下名字。

负责人翻到我标注的地方，说这样好，省得以后各自靠记忆。

我忽然想笑。

那些我曾经觉得很难启齿、仿佛一说就伤感情的要求，在这里，只是该坐下来谈的事情。

项目开组时，我把贡献登记表发到团队。

有人提出，写这么细，是不是太麻烦。

我说，可以调整形式，不能省掉名字。

后来我们确实改了几次流程。有些方案没采用，有些项目延期，也有因为判断失误重新返工的时候。

我的名字同样写在责任栏里。

那并不难受。

我不再害怕承担属于自己的部分，也不想再用多做一点，去换别人愿意承认我。

苏雅来找我，是一个周五。

她先发消息，问下班后可否见十分钟。我答应在楼下咖啡店。

她没有带文件，衣服也不像去谈判时那么紧绷。

坐下后，她说公司后续安置已经有人接手，她打算重新做一个小团队，先从确实能承诺的业务做起。

我说，祝顺利。

她握着杯子，半天没有抬头。

「我不是来叫你回去的。」

我点头，等她继续。

她说，她以前知道周明浩会争，会闹，会拿离开作条件。她怕失去客户，也怕融资失败，所以每一次，都先把能让的给他。

「我觉得你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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