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理事会公开向我道歉，我只要求他们把被曝光的女孩全部转移到安全住处。
宋小满后来租下了中心旁边的一间小铺子。
她学会了做面包，店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
“今天想吃什么，自己选。”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拥有可以自己决定的招牌。
陆沉野被取保候审后，曾让律师带话，希望和我见一次。
我拒绝了。
他又寄来一封信。
信里没有再说“妈妈”，只写：
“我终于知道，自己想找的不是你，是一个能证明我没有被抛下的人。”
我把信交给律师存档。
这个答案来得太晚。
而且它不该由我替他完成。
远川的员工后来陆续提交了证词。
有人承认自己曾把受助者的手机号码卖给营销公司，有人说每次拍摄前都要先统计哭泣时长。
一名剪辑师把未删减素材交给警方。
素材里，女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是感谢，而是“我想回家”。
可在成片里，她们只剩下点头、落泪和对陆沉野说谢谢。
一名负责数据的员工还说，陆沉野早就看过黑石沟的旧案卷。
他在批注里写过一句：“母亲受害经过太重，会削弱寻母故事的传播。”
这句话被公开后，陆沉野再也没有办法把自己说成完全不知情的孩子。
可我不想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
他的父亲买了人，村里的人帮着遮掩，公司把苦难变成生意，他则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一条路。
每个人都做过选择。
也每个人都要承担选择的后果。
黑石沟的几名老人后来找到中心，希望我替他们写一封谅解书。
我没有答应。
“谅解不是你们向受害者索取的手续。”
他们问我，那些女人还会不会回来。
我说：“她们回不回来，由她们决定。你们要做的是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案卷补充完成后，警方在村后山找到一间废弃的砖房。
墙上密密麻麻刻着名字，有些只剩一个姓，有些已经被灰尘盖住。
宋小满在其中一面墙上找到了自己的小名。
她伸手摸了摸那两个字，最后没有哭。
“我以前以为，没人记得我。”
“现在知道有人记得了。”
“可我不想再用这个名字活下去。”
我点头。
“那就用你自己选的名字。”
电视台后来做了一期关于**受害者的节目。
主持人问我：
“有人认为，陆沉野小时候也是受害者，所以您应该原谅他。您怎么看？”
我说：
“受害者可以有复杂的选择。”
“但受害者不能因此拥有伤害别人的通行证。”
“我不要求他一辈子赎罪，也不负责让他心里好受。”
“他要面对的是他做过的事，不是我欠他的母爱。”
主持人又问：
“您恨他吗？”
我摇头。
“我已经把人生从那座山里带出来了。”
“没有必要再把它交给恨。”
第二年春天，向光中心启动了“重新生活”项目。
我们给离开暴力家庭的女性补***、安排住处、提供技能培训，也给她们带来的孩子单独安排心理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