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需要。我离开一段关系，就不会留下可以被反复叫回去的**。”

新加坡的工作越来越忙。

我每天开会到晚上，周末还要飞去吉隆坡和曼谷看项目。

这种忙碌并没有让我忘记过去，却让我没有时间反复回忆。

我真正放下的那一天，是在会议上替团队拒绝一份不公平的合作条款。

对方负责人说：“大家都是长期合作，何必把条件写得这么绝？”

我回答：“合作可以继续，边界不能省略。”

说完这句话，我忽然想起顾砚川曾经说我太计较。

原来把自己的利益说清楚，并不等于无情。

只是在过去，我总把这种清醒用来保护别人。

现在我把它用来保护自己。08

我在新加坡的第一年，完成了三个跨境项目，拿到了公司的长期合伙人资格。

办公室从最初的两个人扩展到十二个人，墙上挂着的不是顾氏的标志，而是我自己注册的咨询品牌。

公司年会那天，助理问我需不需要邀请顾砚川来参加东南亚项目的签约仪式。

我说：“不用。”

“他毕竟是合作方。”

“公事让法务对接，私人不必出现。”

签约结束后，外面下起了大雨。

我的新搭档陆川站在门口，递给我一把伞。

“沈总，晚餐还去吗？”

我看了一眼日程。

今天没有必须完成的工作。

“去。”

他笑着替我挡住门口的雨。

我忽然想起顾砚川曾经说过，我这种性格不会有人愿意一直陪着。

可事实是，真正尊重你的人，不会要求你靠委屈来证明爱，也不会把你的退出当作欲擒故纵。

他们只会在你说不舒服时停下来，在你说要走时给你留出路。

顾砚川后来去看了心理医生。

他说自己总觉得家里缺了什么，回到婚房也没有人等他。

医生问他最无法接受的事是什么。

他回答：“她竟然真的不要我。”

可这句话本身，就是他一直不明白的地方。

我不是某一天突然不要他。

是他每一次把我放到最后，都在替我做决定。

当他把许妍带回婚房，我替他们换床单时，我已经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当他把礼服交给许妍，我说随便租一件时，我已经开始**调任；当他在朋友面前说我离不开他时，我已经买好了离开的机票。

我只是没有把过程告诉他。

因为我一旦决定离开，就不再需要对留下的人解释。

在新加坡定居的第二年，我买下了一间临海的小公寓。

落地窗外是港口，晚上能看见货轮一盏盏亮起的灯。

我把书房改成工作室，墙上挂着项目地图和几张没有署名的旅行照片。

哥哥来住过一次，站在厨房里问：“你现在还会想起顾砚川吗？”

我正在煮咖啡，想了想说：“偶尔会想起，但就像想起一场已经结束的雨。”

“那他呢？”

“他如果真的想清楚，就不会再问我回不回去。”

哥哥点头：“他确实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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