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惊动他。”
“你想做什么？”
我收好协议副本。
陆则川现在最怕我公开报告，就一定会拿这份协议来堵我。
“等他亲手把证据再用一次。”
第二天，陆则川带着婆婆闯进我妈家。
婆婆把一摞网络文章拍在桌上：“筛查本来就有假阳性，孩子现在不是还活着吗？则川为了你的公司跑前跑后，你却要害他？”
我看着她：“他逼医生停药时，怎么没想过孩子会不会活着？”
她噎了一下，立刻改口：“他那是被你的疯病气糊涂了。”
陆则川顺势把一份精神评估建议书推过来。
“宁宁，我不是怕你查，我是怕你现在的状态伤害安安。”
条件写得很明白：只要我接受他安排的评估，他就暂时不争夺治疗决定权；如果我拒绝，他会以父亲身份申请让“更理性的监护人”介入。
前世，他也是这样做的。
先说我敏感，再说我偏执，最后把我所有追问都写成病历。
我翻完文件：“你想证明我疯？”
“我只是想让你休息。”
“好，我评估。”
母子俩同时愣住。
我补上条件：“机构我选，过程全程记录，结论交给双方律师。”
评估时，我没有假装平静。
我承认自己反复梦见女儿死亡，承认听见婴儿哭声会心悸，也承认看见那张正常报告时，恨不得撕碎它。
最终结论：存在明显应激反应，但认知、判断和现实检验能力完整，不影响医疗及民事决策。
我把报告交给周律师。
“这张纸，他以后用不了。”
同一天，医疗争议调解机构受理三方盲检申请。
样本统一编码，三家实验室互不知晓结果；原始血片、当前留样和对照样本分别检测。
医院反对公开听证，我第一个签下公开同意书。
“报告如果没问题，听证自然会还他们清白。”
陆则川在电话里沉默很久。
“温宁，你一定要把我也放到被告的位置上吗？”
“你如果在被告席上坐得不舒服，”我说，“可以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
两天后，调解机构通知我：第七号血片和仪器日志，保全成功。
那份被改掉的原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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