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那是父亲跑车时最舍不得穿的衣服。
“哥，衣服也是你拿的？”
大伯低头看看。
“老二腿废了，穿这么厚干什么？我跑外头办事用得上。再说他是我弟，穿他一件衣服还要给你打条子？”
院门口有人探头看热闹。
大嫂声音更高。
“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我们，医院谁照顾你男人？你们孤儿寡母一样的，靠谁撑门面？”
母亲没有吵。
她把小本子翻开，写下腊梅、煤、军大衣。每写一项，大嫂就笑一声。
“写吧。你写到天亮也变不出钱。”
大伯把两张百元钞票拍在母亲怀里。
“拿着。别让人说我这个当哥的欺负你。”
母亲低头看了看钱。
两张钞票的角沾着煤灰。
她把钱放进口袋，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堂哥从屋里冲出来，手里拎着我那只红色铁皮小桶。
“妈，这桶我拿去装鱼。”
我追过去喊：“那是我的。”
堂哥把桶举高。
“你家连煤都留不住，还想留桶？”
母亲把我拉到身后。
她对堂哥说：“拿去吧。”
堂哥得意地跑回屋。
母亲蹲下来给我系好围巾，声音很轻。
“记住他的样子。以后别学。”
开春后，父亲的腿能拄拐下地。家里欠了债，煤也没了，母亲白天给人糊纸盒，晚上去街口卖热豆腐。
那间小豆腐铺原本是外公留下来的，只有一扇木窗，两口锅，一张案板。母亲说，再苦也得把铺子保住，等父亲好些，靠它能活。
大伯来得很勤。
他每次都说帮忙，每次走时都带东西。
一开始是两碗豆腐。
后来是一桶豆浆。
再后来，他把铺子里唯一一杆铜秤拿走了。
母亲问：“哥，你拿秤做什么？”
大伯说：“我家也卖点杂货，用两天。”
“我明早还要做生意。”
大伯拍了拍她肩膀。
“你一个女人，早晚守着铺子不安全。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第二天，母亲到铺子时，木门上贴了一张红纸。
旺发早点铺。
底下写着大伯的名字。
母亲撕下红纸，手刚碰到门环，大嫂就从旁边茶馆里出来。
“别撕，镇上管市场的老刘已经点头了。你们家男人伤着，开不了铺。你哥先替你经营，免得铺子荒着。”
母亲问：“谁让你们替我经营？”
“你婆婆按的手印。”
大嫂从袖口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最底下有一个红指印。
母亲看向奶奶。
奶奶站在人群后头，低着头。
“桂兰，你大哥说得对。你带孩子，还得伺候老二，铺子空着也是空着。先让你大哥用。”
母亲说：“这是我爹留给我的。”
大伯咳了一声。
“嫁进我们宋家，就是宋家的东西。你爹留给你，也得先顾这个家。你别总把娘家挂嘴上，丢人。”
街坊有人劝。
“桂兰，你男人腿还没好，别和大房闹。”
“都是一家人，谁用不是用？”
“你大哥能把铺子开起来，也算帮你。”
母亲看了一圈。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不对。
我抱着她的腿，闻见她袖口上有豆腐的热气，也有纸盒浆糊的酸味。
母亲把红纸折好，放进小本子里。
大嫂看见了，笑得更响。
“又记？你记的那些账，能去哪里讨？”
母亲抬头。
“能。”
大嫂收了笑。
大伯走近一步。
“桂兰，别给自己找麻烦。你还欠我钱。”
母亲牵着我往回走。
身后，大伯重新把红纸贴上去。贴得很用力，浆糊从纸边挤出来，像一层脏泪。
铺子被占后，母亲每天凌晨去桥洞下摆摊。没有门面，豆腐卖不上价，遇到下雨，整锅豆花都得倒掉。
父亲看不过去，撑着拐杖去找大伯。
他只走到大伯家门口，就被堂哥推了一把。
父亲摔在泥地里，拐杖滚到沟边。
堂哥那年十六，个子已经比父亲高。他一脚踩住拐杖，说：“二叔，你腿都这样了，还逞什么能？我爸说了，铺子我们家先用几年。你们家要是真过不下去，我妈可以让我妹少吃两口，分你们一碗稀饭。”
父亲趴在地上，脸埋进泥里。
母亲赶到时，堂哥正学父亲走路，一瘸一拐绕着院子笑。
大嫂坐在门槛上择菜。
“小孩子闹着玩，你别当真。”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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