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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
我是第一作者。
文章后来被几家国内科技媒体转载,标题起得很大,什么“**青年科研新星年轻学者崭露头角”。
导师把链接转给我,连发了好几个感叹号。
我回了个笑脸,关掉页面,继续低头改实验数据。
原来人真的可以走出去。
走得足够远,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事,也会慢慢退成模糊的**。
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国内来的邮件。
发件人是个许久没有联系的亲戚。
她说,我妈病得很重。
苏甜嫌照顾人麻烦,早就跑了,走的时候还卷走了家里剩下的钱。
亲戚们劝过、骂过,都没用。后来她住不起院,只能出院,一个人靠捡废品换点生活费。
邮件最后,还附了一段视频。
视频拍得很晃。
我妈坐在路边,头发花白,背也佝偻了,怀里抱着一只装满纸壳的蛇皮袋。
她正盯着路人手机上的一段采访看。
画面里,是我。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这条路。
我对着镜头笑了笑,还没来得及回答,视频外,我妈忽然伸出手,指着屏幕,声音沙哑得厉害:
“这是我女儿。”
那路人愣了一下,看了她一眼,显然没信。
我妈又重复了一遍,像是怕别人听不清:
“真的是我女儿。”
说完这句,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视频到这里停住了。
我盯着黑下去的屏幕,坐了很久,最后还是把邮件关掉了。
没有回复。
也没有再点开第二遍。
我并不恨她了。
恨太久,太累。
只是有些路,是她亲手替我选的;
有些后果,也只能由她自己去认。
窗外的风吹进来,掀动桌上的纸页。
我起身把窗关上,屋里重新安静下来。
电脑屏幕上,还停着没做完的实验记录。
杯子里的咖啡已经凉了半截,远处的天光却很好。
我忽然觉得轻。
不是因为谁终于遭了报应,
也不是因为我终于赢给谁看。
只是从这一刻起,往后漫长的人生——
再也没有谁,能替我做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