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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安置点的喇叭响了。
宣布有余震风险，所有人转移到市体育馆。
我撑着担架站起来，右腿缝针的麻药早过了。
脚底一沾地，疼得我弯下了腰。
志愿者递过来的一根木棍当拐杖，我拄着一瘸一拐地往车门挪。
顾景川在早就抱着叶晚棠上了车。
占了靠窗的双人座，把外套叠成枕头，垫在她脖子后面。
他的声音很轻，
“你睡一会儿，到了我叫你。”
叶晚棠嗯了一声，闭上眼睛。
他把车窗的遮光帘拉上。
自己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撑在椅背上。
把她圈在一个安全的小空间里。
我排在队伍的末尾。
上车的时候，车上只剩最后一排有空位。
我瘸着腿走过去，路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正低着头给叶晚棠揉脚踝，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最后一排的座位没有坐垫，**下面是硬邦邦的塑料壳。
我挨着窗坐下。
车开了。
山路颠簸，车身一摇伤口就蹭到前面的椅背，疼得我倒抽冷气。
“头晕不晕？要不要靠着我？”
他低头问叶晚棠。
叶晚棠轻轻“嗯”了一声。
靠在他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他把外套拢了拢，盖在她身上。
她脚踝上那个巴掌大的冰袋歪了。
他动作轻柔，伸手扶正。
旁边一个大姐笑着说：“这小伙子对女朋友真体贴。”
他顿了顿，没有否认。
我收回视线，看向车窗外的山路。
那次也是这样的山路。
我们一起去山里看红叶，叶晚棠说晕车。
他把车停在路边，绕到后座陪她坐了全程。
我一个人在前面开车。
半路我胃疼，疼到方向盘都握不稳。
他头也没抬，在后座说：
“开慢点，棠姐刚睡着。”
到了地方叶晚棠说不舒服，不想爬山。
他说那就不爬，山下找个茶馆坐坐。
我在车上开了四个小时开过来。
连车门都没出，又来四个小时开回去。
车猛地一颠，右腿撞在前面的椅背上。
我闷哼一声，血渗出了纱布。
旁边的大姐看了我一眼，小声问：
“姑娘你没事吧？你这腿还在渗血。”
顾景川顺着声音看过来，皱了皱眉。
“你能不能消停点？全车人都在休息，就你一惊一乍的。”
“棠姐脚都伤了也没吭一声，你能不能学学她？”
他看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
“她没事。”
“她从小皮实，扛得住。”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
扶我的大姐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我拿出来，是之前投出去的那份外省工作申请。
邮件很短，只有四行字。
“林悠女士，恭喜您已通过面试。”
“请于一周后至人事部报到。”
最后一行是公司地址。
我盯着那行地址看了很久。
一千两百公里，足够让一个人彻底消失。
也足够让另一个人，重新开始。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亮了。
大巴车继续向前开。
前排的他和她，后排的我。
隔了四排座椅，隔了三年。
隔了那些从未被兑现的承诺和从未被看见的伤口。
从此以后，还会隔着一千两百公里。
山路很长，车开得很慢。
我没再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