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以前你那叫吹牛。”
他看着我，眼里有很轻的笑意：“那现在呢？”
我低头继续看方案：“现在勉强算有理有据。”
哥哥一拍桌子：“行了，别贫了。明天去省城，咱们到底怎么分工？”
陆远舟把资料重新理好。
他说，省城汇报不是普通闲聊。外资总部代表会在场，地方文化项目负责人也会来。对方要看的不是我们有多感人，而是星光有没有真正经营下去、扩展出去的能力。
我点头：“所以不能只讲故事。”
“对。”陆远舟看着我，“故事要讲，但账也要摆清楚。”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很晚。
桌上摊满了账目文件、照片、票根、活动记录、租书登记册、电影沙龙名单，还有哥哥音像店的进货单。小荷帮着把资料按年份装进牛皮纸袋，王雪负责检查有没有漏页，哥哥一边念叨省城的人眼睛尖，一边把旧海报压平。
陆远舟坐在我对面，拿钢笔替我标重点。
他写字比从前稳了许多，不再是当年黑板上那种张扬的劲儿，可落笔的时候仍旧有一种熟悉的力道。
我看着看着，忽然有些恍惚。
像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候也是这样一张桌子，也是为了星光的生意争来争去。哥哥嗓门大，陆远舟点子多，我在旁边嫌他们吵，却又忍不住把他们说的办法记进账本。
只是那时候，我们谈的是今晚放什么片，怎么留住客人。
现在，我们谈的是星光的未来。
夜深时，哥哥被沈兰老师叫回家。王雪也走了，小荷收拾完杯子，轻手轻脚关上后门。
店里只剩我和陆远舟。
我低头看资料，眼睛有些酸。陆远舟把一杯热水推到我手边。
“歇一会儿。”
我没抬头：“马上。”
“你半个小时前也是这么说的。”
我看他：“陆总现在管得挺宽。”
他立刻说：“不管，建议。”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他看见我笑，眼神也跟着柔下来，却没有趁机说什么，只安静坐在对面继续整理资料。
那种安静，让我心里一点点软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去省城的班车。
那个年代的长途车并不舒服，车窗有些漏风，座位也硬。哥哥一路抱着资料袋，像抱着一箱金子。王雪说他再用力，袋子都要被他勒变形。
哥哥嘴硬：“我这是重视。”
陆远舟坐在我旁边，把靠窗的位置让给我。车子开出县城时，路边的梧桐树一棵棵往后退，晨光照在车窗上，有一点晃眼。
他低声问：“紧张吗？”
我说：“不紧张。”
他看我一眼，轻轻笑了：“你每次说不紧张，手都会抓包带。”
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确实把包带攥得很紧。
我立刻松手：“你观察得挺细。”
“以前没机会看清。”他说，“现在想慢慢补。”
我心口微微一跳，转头看向窗外。
省城比县城大得多。
高楼、宽路、来来往往的人，都带着一种快节奏的陌生感。我们到项目会议室时，外资代表和地方负责人已经到了。会议室很亮，桌面擦得能照出人影，玻璃杯整齐摆成一排。
我忽然想起1985年星光录像厅那张掉漆的柜台。
那时候我坐在那里收五毛钱电影票，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到这样的地方，向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介绍星光。
陆远舟站在我身侧，低声说：“小满，按你自己的节奏来。”
我点点头。
汇报开始后，小林先介绍项目**，陆远舟补充市场判断。他说得很稳，把县城文化消费、旧街改造、人群结构和星光的经营数据讲得清清楚楚。